http://www.hksmeblog.com/index.php?contentid=246
金馬倫在著名的 TED 論壇中解釋，原來對海洋探索的興趣才是他的動力，也是他之前製作《鐵達尼號》的原因，因為「自然的幻想力，相比人類的幻想力，是無窮無盡的」。在最後全情投入製作《阿凡達》的數年間，金馬倫也不停提醒自己，「好奇心是一個人擁有最有力量的東西，千萬不要自己限制自己，因為人家自然會這樣做…藝術和探索中必須容許失敗，因為成功是需要『明明沒有理由，但仍然堅信』（Leap of Faith）的信念。」他還說，無論你在做甚麼，失敗是可容許的，但恐懼不是（Failure is an option, but fear is not.）
2010年2月28日 星期日
2010年2月16日 星期二
八十後的企業領袖
http://www.hkej.com/template/dnews/jsp/detail.jsp?dnews_id=1255&title_id=166035
八十後的企業領袖
下一位「蓋茲」會是誰？比爾．蓋茲創立微軟時二十歲，微軟於1986年上市，市值達到5億美元，蓋茲擁有45%的股份，成為億萬富豪，當時他只是三十一歲。近日熱門討論的八十後青年，今年開始踏入三十而立之年，他們可以成為下一位如蓋茲般的年輕而具影響力的CEO嗎？
看看香港的八十後，在職業上，根據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在2009年底的調查，八十後青年較之前出生的人不快樂，對前途不感到希望，四人中便有一人認為自己無法達成目標，多達40%的人對工作感到中度至嚴重焦慮。
在短期而言，香港八十後青年在投身職業時適逢經濟不景氣，他們普遍學歷高、工資低、工時長、晉升機會不明朗，較易對工作感到不滿。然而，以中長期的經濟發展而言，八十後青年其實充滿機會。
未來在我手 勇氣創新天
倫敦城市大學卡斯商學院在2007年發表全球CEO排名，四十五歲以下最年輕有為的前十名CEO中，有八名來自中國。中國已經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引擎，內地及香港的八十後青年面對大好形勢。
八十後將要接棒成為未來企業的領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八十後青年要幹一番事業的話，需要發展那些才能呢？筆者以一些當代傑出年輕CEO為藍本，分析一下八十後在邁向企業領袖的路徑上值得提升之處。
一、能將自己的熱愛發展為事業。年輕人學歷高，個人意識強，加入文化深遠的大機構，按部就班，未必適合每一位。無論創業或受僱，年輕人宜結合事業與興趣。馬化騰（1971-）被稱為QQ之父，騰訊公司創始人之一及首席執行官。馬化騰求學時原來已是一隻「超級網蟲」，就讀深圳大學時的電腦網絡水準令人刮目相看，更為大學電腦防毒提供解決方案。馬化騰在1998年創立騰訊，他說創業是為了將興趣和職業結合，是探索及提升自己的價值。騰訊在中國掀起通訊革命，QQ的註冊用戶高達二億多，活躍用戶超過七千五百萬，而且這個紀錄在以每天三十九萬的增幅不斷被刷新，在四年內大大影響了中國人的溝通方式。
另一位內地年輕CEO陳天橋（1973-），現任盛大網路董事長兼總裁，被稱為中國「網絡遊戲教父」，也是發展興趣為事業，隨着盛大於2004年在納斯達克上市，三十一歲的陳天橋一舉成為身價88億元人民幣的超級巨富。陳天橋在復旦大學畢業後於陸家嘴集團工作，當老總不在時，他就會在互聯網上「混」，喜歡上網玩遊戲，最高紀錄是七天七夜不睡覺，是位「遊戲狂人」。他對電腦遊戲的熱情是他建立網上遊戲事業的本錢。
二、能運用科技連接社群，締造及開拓新市場。全球經濟一體化，其中一個主要力量就是互聯網科技將人拉近，建立超越地域的社群，為商品服務締造市場。Facebook創辦人馬克．扎克伯格（1984-）被時代雜誌列入2008年一百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及2009年福布斯四百位最富有的美國人。Facebook概念源於學校校友通訊錄，始用於哈佛學院的學生，之後註冊逐步擴展到任何使用者，2009年已連結起三億多使用者，為應用程式及網上廣告締造龐大市場。業務的起始雖是偶然，卻開闢了在地球村連接人是年輕人發展事業，尤其是創業的方向。
三、洞悉及把握形勢，轉化為服務及商機。八十後工作資歷淺，不易在傳統論資排輩的競爭條件下跑出，要突圍需要對局勢見微知著，搶佔先機。陳士駿（1978-）與友人創立YouTube的靈感源自印尼海嘯。一名瑞典修車工人湯米，拿起手機拍下海浪淩空席卷印尼普吉島的一幕。12小時內，包括美國有線電視在內的全球媒體都在追著湯米買影帶。陳士駿驚覺科技的進步已讓全民都擁有了創作權，修車工人也能打敗CNN。
2005年，一次朋友聚會後，參與者各自拍攝錄像與照片，卻發現網絡上沒有好用的影片分享平台，陳士駿便與友人開始建構YouTube，不斷改進。2006年，Google以16.5億美元收購YouTube，一夕間，陳士駿成為年僅二十八歲的億萬富豪。
全球成功案例堪借鑑
四、挑戰傳統智慧，開拓新領域，發展新方式。年輕CEO需要打破慣例，用新的思維帶領企業及社會邁向新里程。謝爾蓋．布林（1973-）與拉里．佩奇（1973-）於1998年創立Google。Google取得的成功源於布林和佩奇的想像力。之前互聯網搜尋的方式是以搜尋關鍵字在某網頁出現的頻率愈高，該網頁在搜索結果中的排位就愈顯著。
布林卻挑戰慣例，認為網頁在搜索結果中的排位，應根據網頁在在其他網頁中出現的頻率，換言之，網頁在受眾中的知名度和品質才是決定性因素。正因布林與佩奇的創造力，才令互聯網搜尋的技術再創高峰。
踏入2010年，年輕領袖的機會不至再是傳統累積年資的排隊輪候，而是需要年輕人主動發掘開拓，勇於爭取創造。期待下一位「蓋茲」是來自中國的八十後。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會員八十後的企業領袖
下一位「蓋茲」會是誰？比爾．蓋茲創立微軟時二十歲，微軟於1986年上市，市值達到5億美元，蓋茲擁有45%的股份，成為億萬富豪，當時他只是三十一歲。近日熱門討論的八十後青年，今年開始踏入三十而立之年，他們可以成為下一位如蓋茲般的年輕而具影響力的CEO嗎？
看看香港的八十後，在職業上，根據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在2009年底的調查，八十後青年較之前出生的人不快樂，對前途不感到希望，四人中便有一人認為自己無法達成目標，多達40%的人對工作感到中度至嚴重焦慮。
在短期而言，香港八十後青年在投身職業時適逢經濟不景氣，他們普遍學歷高、工資低、工時長、晉升機會不明朗，較易對工作感到不滿。然而，以中長期的經濟發展而言，八十後青年其實充滿機會。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會員
八十後的企業領袖
下一位「蓋茲」會是誰？比爾．蓋茲創立微軟時二十歲，微軟於1986年上市，市值達到5億美元，蓋茲擁有45%的股份，成為億萬富豪，當時他只是三十一歲。近日熱門討論的八十後青年，今年開始踏入三十而立之年，他們可以成為下一位如蓋茲般的年輕而具影響力的CEO嗎？
看看香港的八十後，在職業上，根據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在2009年底的調查，八十後青年較之前出生的人不快樂，對前途不感到希望，四人中便有一人認為自己無法達成目標，多達40%的人對工作感到中度至嚴重焦慮。
在短期而言，香港八十後青年在投身職業時適逢經濟不景氣，他們普遍學歷高、工資低、工時長、晉升機會不明朗，較易對工作感到不滿。然而，以中長期的經濟發展而言，八十後青年其實充滿機會。
未來在我手 勇氣創新天
倫敦城市大學卡斯商學院在2007年發表全球CEO排名，四十五歲以下最年輕有為的前十名CEO中，有八名來自中國。中國已經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引擎，內地及香港的八十後青年面對大好形勢。
八十後將要接棒成為未來企業的領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八十後青年要幹一番事業的話，需要發展那些才能呢？筆者以一些當代傑出年輕CEO為藍本，分析一下八十後在邁向企業領袖的路徑上值得提升之處。
一、能將自己的熱愛發展為事業。年輕人學歷高，個人意識強，加入文化深遠的大機構，按部就班，未必適合每一位。無論創業或受僱，年輕人宜結合事業與興趣。馬化騰（1971-）被稱為QQ之父，騰訊公司創始人之一及首席執行官。馬化騰求學時原來已是一隻「超級網蟲」，就讀深圳大學時的電腦網絡水準令人刮目相看，更為大學電腦防毒提供解決方案。馬化騰在1998年創立騰訊，他說創業是為了將興趣和職業結合，是探索及提升自己的價值。騰訊在中國掀起通訊革命，QQ的註冊用戶高達二億多，活躍用戶超過七千五百萬，而且這個紀錄在以每天三十九萬的增幅不斷被刷新，在四年內大大影響了中國人的溝通方式。
另一位內地年輕CEO陳天橋（1973-），現任盛大網路董事長兼總裁，被稱為中國「網絡遊戲教父」，也是發展興趣為事業，隨着盛大於2004年在納斯達克上市，三十一歲的陳天橋一舉成為身價88億元人民幣的超級巨富。陳天橋在復旦大學畢業後於陸家嘴集團工作，當老總不在時，他就會在互聯網上「混」，喜歡上網玩遊戲，最高紀錄是七天七夜不睡覺，是位「遊戲狂人」。他對電腦遊戲的熱情是他建立網上遊戲事業的本錢。
二、能運用科技連接社群，締造及開拓新市場。全球經濟一體化，其中一個主要力量就是互聯網科技將人拉近，建立超越地域的社群，為商品服務締造市場。Facebook創辦人馬克．扎克伯格（1984-）被時代雜誌列入2008年一百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及2009年福布斯四百位最富有的美國人。Facebook概念源於學校校友通訊錄，始用於哈佛學院的學生，之後註冊逐步擴展到任何使用者，2009年已連結起三億多使用者，為應用程式及網上廣告締造龐大市場。業務的起始雖是偶然，卻開闢了在地球村連接人是年輕人發展事業，尤其是創業的方向。
三、洞悉及把握形勢，轉化為服務及商機。八十後工作資歷淺，不易在傳統論資排輩的競爭條件下跑出，要突圍需要對局勢見微知著，搶佔先機。陳士駿（1978-）與友人創立YouTube的靈感源自印尼海嘯。一名瑞典修車工人湯米，拿起手機拍下海浪淩空席卷印尼普吉島的一幕。12小時內，包括美國有線電視在內的全球媒體都在追著湯米買影帶。陳士駿驚覺科技的進步已讓全民都擁有了創作權，修車工人也能打敗CNN。
2005年，一次朋友聚會後，參與者各自拍攝錄像與照片，卻發現網絡上沒有好用的影片分享平台，陳士駿便與友人開始建構YouTube，不斷改進。2006年，Google以16.5億美元收購YouTube，一夕間，陳士駿成為年僅二十八歲的億萬富豪。
全球成功案例堪借鑑
四、挑戰傳統智慧，開拓新領域，發展新方式。年輕CEO需要打破慣例，用新的思維帶領企業及社會邁向新里程。謝爾蓋．布林（1973-）與拉里．佩奇（1973-）於1998年創立Google。Google取得的成功源於布林和佩奇的想像力。之前互聯網搜尋的方式是以搜尋關鍵字在某網頁出現的頻率愈高，該網頁在搜索結果中的排位就愈顯著。
布林卻挑戰慣例，認為網頁在搜索結果中的排位，應根據網頁在在其他網頁中出現的頻率，換言之，網頁在受眾中的知名度和品質才是決定性因素。正因布林與佩奇的創造力，才令互聯網搜尋的技術再創高峰。
踏入2010年，年輕領袖的機會不至再是傳統累積年資的排隊輪候，而是需要年輕人主動發掘開拓，勇於爭取創造。期待下一位「蓋茲」是來自中國的八十後。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會員八十後的企業領袖
下一位「蓋茲」會是誰？比爾．蓋茲創立微軟時二十歲，微軟於1986年上市，市值達到5億美元，蓋茲擁有45%的股份，成為億萬富豪，當時他只是三十一歲。近日熱門討論的八十後青年，今年開始踏入三十而立之年，他們可以成為下一位如蓋茲般的年輕而具影響力的CEO嗎？
看看香港的八十後，在職業上，根據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在2009年底的調查，八十後青年較之前出生的人不快樂，對前途不感到希望，四人中便有一人認為自己無法達成目標，多達40%的人對工作感到中度至嚴重焦慮。
在短期而言，香港八十後青年在投身職業時適逢經濟不景氣，他們普遍學歷高、工資低、工時長、晉升機會不明朗，較易對工作感到不滿。然而，以中長期的經濟發展而言，八十後青年其實充滿機會。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會員
香港應發展小額訂單市場
http://www.hkej.com/template/dnews/jsp/detail.jsp?dnews_id=1255&title_id=166094
香港應發展小額訂單市場
隨着國家經濟發展迅速，內地工資水平不斷上漲，使不少廠家「大雞唔食細米」，不肯承接小額貨單。但這卻創造了難得的機遇，讓本港精品時裝業者開拓一片新天。
本港製衣從業員擁有敏銳的時裝觸覺，絕對可以吸引時裝設計師於此開設中小型「製作室」（workshop）。這樣不僅能為基層提供就業機會，紓緩社會貧窮問題，更可給予對學術興趣不大的年輕人有多一條出路，自力更生。有見及此，剛加入自由黨的製衣同業協進會會長鍾國斌便提議會見業界，探討如何推動香港發展小額訂單市場。
內地製衣成本貼近本港
無獨有偶，敝公司業務亦遇到相似問題。最近，我們決定發展檔次較高的時裝品牌，零售價將是原來品牌的三至四倍。由於高檔次顧客大都不願意衣着於市面泛濫，每款每色產量不宜多於一百件，但卻發現內地廠商要求的附加費非常高，工價比大量訂單貴二至三倍。隨着內地工資大幅上漲、社會保障負擔加重，製衣成本已逐漸貼近香港水平。
根據個人經驗，一件高檔次、小量生產女裝外套，在內地生產的工價（連附加費）三百五十元、布料二百元，合共五百五十元；有廠家認為，若改為在香港生產，即使以每月工資九千元計算，也能將工價維持於每件四百五十元，加上布料二百元，合共六百五十元，僅較內地價格高出二成。
貿易發展局早年調查發現，內地人願意多付兩成六購買Made in Hong Kong的鐘表。我深信相同情況亦會於時裝業出現。由此可見，中港兩地的小額貨單生產成本雖有差別，盈利架構卻是相差無幾。對於有志於香港開展事業，進軍內地大展拳腳的創業者來說，實是一大喜訊。
至於有否確實的需求，我曾詢問一些廠家，究竟要怎樣才能回本？廠家給予我們寶貴的數字【表】。若以三個月營運開支為基礎，並購置三十萬元機器，投資額約為一百萬元。假設每名車工每天製作一點七件衣服，每月工作二十五天，「製作室」每月營業額可達二十六萬元；扣除十九萬元營運開支，投資者稅前盈利更有六萬多元，年度總收益有七十多萬。換句話說，每年回報率達到七成之高，實是相當吸引。
不過，社會現在普遍認為製衣是夕陽工業，仍未看到這一絲曙光。要達到目標，政府有必須牽頭帶動。我跟鍾國斌、業界代表及黨友商量後，大致認同開發期的扶持措施有以下幾點：
一、開發期不能少於五年。因為經營者多是先謀定而後動，不會一窩蜂開廠，蘊釀需時，五年時間才能吸引更多人投資。在開發期內，政府應多向本地時裝設計、零售及批發業界，推廣選用Made in Hong Kong商品策略，才能鼓勵本地「製作室」發展。
提供年半就業資助
二、政府應推動開辦更多時裝製作的技術課程。就此我特別徵詢製衣業訓練局總幹事楊國榮教授的意見。雖然現有課程以時裝設計為主，故對收生有一定要求（如中學會考五科合格），但若當局能提供着重技術訓練的課程，便能吸引到學術成績欠佳的年輕人報讀，習得一技之長。
楊教授更認為開辦為期一年、學費約二萬元的製衣技術證書課程，絕對是可行的。由於這班年輕人的自學推動力不大，故政府應大幅度津貼他們修讀這類課程，務求使其能有一技傍身，避免往後中年失業，才以綜援接濟。
三、政府為畢業學生提供十八個月就業資助，吸引年輕一輩入行。要讓學生明白行業前景，便需要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由於精品時裝技藝要求較高，畢業生須於初入職時汲取足夠經驗，才可「學滿師」。因此，政府應提供為期年半的薪金津貼，首九個月資助畢業生二千元月薪，同時要求僱主出資六千五百元，使其每月實際有八千五百元，如此水平絕對高於其他服務業薪酬。其後九個月，政府可將資助額降至一千元，而僱主出資七千五百元。這樣便可令僱主有十八個月「緩衝期」，最終全職聘請畢業生。這種做法不但能培訓人材，更能讓僱主有足夠支援。
培訓專業技術人才
四、政府可對新開設的「製作室」提供「等額借貸」，企業投資五十萬，政府便以提供五十萬低息借貸，並設立首半年免還款期，其後分三十六期攤還。這樣可讓投資者有半年喘息期，站穩陣腳，而每期還款也不過是一萬四千元。
五、政府於五年內為「製作室」經營者提供免稅優惠，讓其有更多資金增加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欠」的只是政府的長遠政策，加強人才培訓，令年輕人知道行業是有所為，才可搞活製衣業。適逢政府開始在facebook這類新媒介解釋政策，他朝落實工業回流，亦應加強網絡宣傳，令年輕人更易接觸，並洗脫製衣業暮氣沉沉的印象。
而此類高增值產業，絕對可以成為終身事業，讓年輕人由學徒晉身為大師傅，甚至成為老闆。這些「製作室」佔地約二千方呎，員工不會多於二十人，財務要求不高，擁有相當年資員工便有能力管理、經營。雖說「紅褲子」出身的老闆對傳統文法教育提不起勁，學歷有限，但這些「製作室」老闆，若能與再年輕時裝設計師合作，潛力絕對不可小覷。屆時，市場不再局限於香港，還有內地的龐大市場，從而發揮Made in Hong Kong的威力。
誠然，輿論動輒為政策扣上官商勾結的帽子，推行這個有深遠意義、又涉及公帑資助業界的政策，必要有一個遠見及勇氣兼備的政府，誠懇地向公眾解釋該政策是官商合作，而非官商勾結（普遍印象是跟大企業有關）。
事實上，這措施的對象是小企業，而不是大財團。更重要的是，當中的投資是用在人力資源上，為一群無心向學的學生作技術培訓，雖說每名學生的總投資額（包括學費津貼及實習津貼）約為四萬元，但他們畢業後，月入卻比從事服務業（普遍月入約七千元）高出約千五元，兩年多便回本之餘，更可讓他們有一技之長，畢生受用，貫徹授之以漁的精神。我阿田堅信，培訓工人成為高增值工種的專業技術人員，是長遠解決貧富懸殊的正確方向。
香港應發展小額訂單市場
隨着國家經濟發展迅速，內地工資水平不斷上漲，使不少廠家「大雞唔食細米」，不肯承接小額貨單。但這卻創造了難得的機遇，讓本港精品時裝業者開拓一片新天。
本港製衣從業員擁有敏銳的時裝觸覺，絕對可以吸引時裝設計師於此開設中小型「製作室」（workshop）。這樣不僅能為基層提供就業機會，紓緩社會貧窮問題，更可給予對學術興趣不大的年輕人有多一條出路，自力更生。有見及此，剛加入自由黨的製衣同業協進會會長鍾國斌便提議會見業界，探討如何推動香港發展小額訂單市場。
內地製衣成本貼近本港
無獨有偶，敝公司業務亦遇到相似問題。最近，我們決定發展檔次較高的時裝品牌，零售價將是原來品牌的三至四倍。由於高檔次顧客大都不願意衣着於市面泛濫，每款每色產量不宜多於一百件，但卻發現內地廠商要求的附加費非常高，工價比大量訂單貴二至三倍。隨着內地工資大幅上漲、社會保障負擔加重，製衣成本已逐漸貼近香港水平。
根據個人經驗，一件高檔次、小量生產女裝外套，在內地生產的工價（連附加費）三百五十元、布料二百元，合共五百五十元；有廠家認為，若改為在香港生產，即使以每月工資九千元計算，也能將工價維持於每件四百五十元，加上布料二百元，合共六百五十元，僅較內地價格高出二成。
貿易發展局早年調查發現，內地人願意多付兩成六購買Made in Hong Kong的鐘表。我深信相同情況亦會於時裝業出現。由此可見，中港兩地的小額貨單生產成本雖有差別，盈利架構卻是相差無幾。對於有志於香港開展事業，進軍內地大展拳腳的創業者來說，實是一大喜訊。
至於有否確實的需求，我曾詢問一些廠家，究竟要怎樣才能回本？廠家給予我們寶貴的數字【表】。若以三個月營運開支為基礎，並購置三十萬元機器，投資額約為一百萬元。假設每名車工每天製作一點七件衣服，每月工作二十五天，「製作室」每月營業額可達二十六萬元；扣除十九萬元營運開支，投資者稅前盈利更有六萬多元，年度總收益有七十多萬。換句話說，每年回報率達到七成之高，實是相當吸引。
不過，社會現在普遍認為製衣是夕陽工業，仍未看到這一絲曙光。要達到目標，政府有必須牽頭帶動。我跟鍾國斌、業界代表及黨友商量後，大致認同開發期的扶持措施有以下幾點：
一、開發期不能少於五年。因為經營者多是先謀定而後動，不會一窩蜂開廠，蘊釀需時，五年時間才能吸引更多人投資。在開發期內，政府應多向本地時裝設計、零售及批發業界，推廣選用Made in Hong Kong商品策略，才能鼓勵本地「製作室」發展。
提供年半就業資助
二、政府應推動開辦更多時裝製作的技術課程。就此我特別徵詢製衣業訓練局總幹事楊國榮教授的意見。雖然現有課程以時裝設計為主，故對收生有一定要求（如中學會考五科合格），但若當局能提供着重技術訓練的課程，便能吸引到學術成績欠佳的年輕人報讀，習得一技之長。
楊教授更認為開辦為期一年、學費約二萬元的製衣技術證書課程，絕對是可行的。由於這班年輕人的自學推動力不大，故政府應大幅度津貼他們修讀這類課程，務求使其能有一技傍身，避免往後中年失業，才以綜援接濟。
三、政府為畢業學生提供十八個月就業資助，吸引年輕一輩入行。要讓學生明白行業前景，便需要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由於精品時裝技藝要求較高，畢業生須於初入職時汲取足夠經驗，才可「學滿師」。因此，政府應提供為期年半的薪金津貼，首九個月資助畢業生二千元月薪，同時要求僱主出資六千五百元，使其每月實際有八千五百元，如此水平絕對高於其他服務業薪酬。其後九個月，政府可將資助額降至一千元，而僱主出資七千五百元。這樣便可令僱主有十八個月「緩衝期」，最終全職聘請畢業生。這種做法不但能培訓人材，更能讓僱主有足夠支援。
培訓專業技術人才
四、政府可對新開設的「製作室」提供「等額借貸」，企業投資五十萬，政府便以提供五十萬低息借貸，並設立首半年免還款期，其後分三十六期攤還。這樣可讓投資者有半年喘息期，站穩陣腳，而每期還款也不過是一萬四千元。
五、政府於五年內為「製作室」經營者提供免稅優惠，讓其有更多資金增加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欠」的只是政府的長遠政策，加強人才培訓，令年輕人知道行業是有所為，才可搞活製衣業。適逢政府開始在facebook這類新媒介解釋政策，他朝落實工業回流，亦應加強網絡宣傳，令年輕人更易接觸，並洗脫製衣業暮氣沉沉的印象。
而此類高增值產業，絕對可以成為終身事業，讓年輕人由學徒晉身為大師傅，甚至成為老闆。這些「製作室」佔地約二千方呎，員工不會多於二十人，財務要求不高，擁有相當年資員工便有能力管理、經營。雖說「紅褲子」出身的老闆對傳統文法教育提不起勁，學歷有限，但這些「製作室」老闆，若能與再年輕時裝設計師合作，潛力絕對不可小覷。屆時，市場不再局限於香港，還有內地的龐大市場，從而發揮Made in Hong Kong的威力。
誠然，輿論動輒為政策扣上官商勾結的帽子，推行這個有深遠意義、又涉及公帑資助業界的政策，必要有一個遠見及勇氣兼備的政府，誠懇地向公眾解釋該政策是官商合作，而非官商勾結（普遍印象是跟大企業有關）。
事實上，這措施的對象是小企業，而不是大財團。更重要的是，當中的投資是用在人力資源上，為一群無心向學的學生作技術培訓，雖說每名學生的總投資額（包括學費津貼及實習津貼）約為四萬元，但他們畢業後，月入卻比從事服務業（普遍月入約七千元）高出約千五元，兩年多便回本之餘，更可讓他們有一技之長，畢生受用，貫徹授之以漁的精神。我阿田堅信，培訓工人成為高增值工種的專業技術人員，是長遠解決貧富懸殊的正確方向。
環保趨勢下香港綠色發展戰略
http://www.hkej.com/template/dnews/jsp/detail.jsp?dnews_id=1101&title_id=148313
環保趨勢下香港綠色發展戰略
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正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這次大會按照《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作出一些決定。當中《京都議定書》存廢、發達國家減排多少等問題，成為大會焦點。很明顯，確定發達國家 2012 年至 2020 年的中期減排目標，是今次會議討論的重頭戲。
根據《公約》和《議定書》規定，發達國家須率先大幅度減排。然而，在減排問題上，歐美始終不肯讓步。歐盟更不顧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到202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40％的強烈呼聲。
中國談判代表表示，美國所提出到2020年將二氧化碳排放量，由2005年水平削減17%的承諾力度不夠；更要求發達國家提高減排幅度，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金融支持的壓力，因為歐美發達國家是製造問題的始作俑者。
低碳生產大勢所趨
明顯地，在全球自然生態環境受破壞的情況下，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經濟是一條必須走過的路。如今發達國家拒絕作出較大幅減排，可說是獨善其身的政治動作，着眼於本土經濟和爭取利益相關者的支持，把責任推到其他國家身上。無論如何，各國減排，並且按照可持續發展的綠色戰略生產，是無可避免的大趨勢。因此，香港尋找適合本身發展的綠色策略，亦是當務之急，問題絕不能輕視。
從管理和經濟因素的角度分析，造成環境壓力的決定性因素，並非經濟的平均增長率，而往往是所採用的技術和經濟增長結構。譬如說，內地汽車市場的銷售量已超越美國，是一項重要的發展，但汽車的燃效與排放，對環境資源和可持續增長就會帶來不同的長遠影響。又像智能科技、耗紙量低的互聯網使用、生態旅遊、有機食物的生產和消費等，同樣可大大降低對地球資源的損耗，可見尋找出綠色戰略，既可保護環境，同時又帶來經濟增長。
今次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與會重要成員國先後表態作出具體承諾支持低碳經濟。中國國務院在峰會前已宣布，每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0年會較2005年少40%至45%，國家領導階層在不同場合已表示，會支持綠色科技的發展。
對於香港來說，綠色產業的前景早已在再生能源板塊反映，像比亞迪（1211）雖然電動車仍未面世，但已成為媒體聚焦的品牌；其他低碳概念股也被追捧，頗受投資市場歡迎，是抓緊了綠色科技的勢頭。
目前，香港在綠色經濟的角色以融資為主，但香港也有傑出的創研人才，可在低碳科技中作出貢獻。例如，最近，香港就推出首部本地研發的環保電動車 MyCar，更獲歐盟認證，可望進軍歐洲市場，搶先了比亞迪一步。雖然這款車仍有升級空間，會加入空調、提高車速增加吸引力，但香港總算是踏入了環保汽車的門檻。電動車迎合低碳生活，將來會改寫汽車文化歷史。
香港也應有長遠計劃，繼續投入研發資源，擴大它的應用範圍，與綠色經濟同步共進。從看得闊和遠的角度，政府更應透過綠色創新基金，鼓勵綠色科技研發的投入，推動技術交流。
從國家政策到地區性的層面，香港的參與空間也更貼近，例如為珠三角的廠房制定減排措施、引進節能科技等。《珠三角規劃綱要》指出的優質生活圈願景，是建於資源節約環境保護配合社會經濟發展，從粵港合作的落實，我們可以和粵方合力，針對生產排廢、資源保育推出有效的措施。
粵港合作締造優質環境
例如，在11月已有首批港資製造業企業及採購商，獲頒「粵港清潔生產伙伴」標誌牌，證明清潔供應鏈的可行性。環境質素是困擾兩地多年的問題，珠三角滿布製造業工廠，對空氣和水質的污染在所難免，惡劣的情況便隨風吹到香港，也只有粵港共同建立的減污機制，才能取得最大的地區性成效。
從地區性再拉近到香港社會，市內空氣污染問題有它的本地來源，要靠公共政策、私營機構、一般市民的力量互相銜接，才能對症下藥。香港沒有重工業，製造業已北移，但是，市區內空氣質素差的日子常超越警戒線，空氣污染指數到了「甚高」或「嚴重」的水平，環保署也忠告市民要減少戶外活動，改善環境空氣的訴求正是反映民意。
除了路邊空氣污染，香港也有都市的「熱島效應」，在高密度的石屎森林中，建築物外牆在日間吸熱、晚上釋放，加上空調系統向街道排出的熱氣，形成一股悶熱氣團沉積在建築群間。海濱的地產項目又高又大，阻擋了海風帶給內街建築物的調節，引發出「屏風樓」的爭議。
這些都是都市密集發展的負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ies） ，受影響的居民和商戶加開空調，用電量相應提高，發電廠排碳也多了。這是個惡性循環 （vicious cycle） ，造成一個本地的溫室惡夢，影響生活質素、居民健康，更削弱香港的吸引力、競爭力。
在對抗溫室效應的公共政策方面，我們要在城市綠化下多些功夫。樹木和花草有調節空氣、降溫作用，透過光合作用更能排出氧氣、吸收二氧化碳，有些植物品種更能淨化空氣，過濾空氣中的致癌物質；這都是造物主留給我們的禮物，不能忽視它的自然調節機制。
我們需要全面性的城市綠化政策，全城種植樹木，樹蔭會為路面降溫，提供新鮮空氣及濕度，更可改善市容，這方面應該覆蓋全城，不分階層。
同時，更要制訂一套完善的樹木保育計劃，讓樹木不論在市區或郊外都有健康的環境生長，我們才可從中享受清新空氣作為回報。綠化政策的財政來源主要來自公共開支，引入贊助者也可分擔一部分支出。日常打理的人手方面主要是非技術工人，可為低技術人口提供一些就業機會，那筆經常開支，只是公共財政的小數目，香港可以負擔。
公私攜手推動綠色經濟
私營機構對綠色發展的參與可從引入節能、減排的裝置開始，有長遠效益，也助公司履行公民責任。在建築設計方面，環保概念也有市場，一個小小的露台，可減少開啟乾衣機的次數節省用電。最近，建築設計亦參考外地經驗，嘗試選用植物為天台及外牆降温，希望可為室內降溫幾度，在夏天令人舒適一點，減低對空調的用量。
都市的「熱島效應」也有政策的成因，高地價政策下的地產發展計劃，難以從低密度建築獲得合理回報，惟有向高空發展。若要在城市發展政策引入綠化概念，關鍵在土地供應、建築條例。
從長遠角度看，要擴闊稅基、開展稅源，減少賣地收入對庫房的比重。擴闊稅基是推不開的政治責任，讓公共財政有更健全基礎，以及有改善城市生活質素的裨益。當然，最快見效的減碳方法，是從電力供應的減排着手。
另一個都市溫室氣體的來源，是汽車的廢氣排放量，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公共政策的角度，也有私營機構的角色。香港路少車多是公認的，交通最繁忙的街道由於車輛多，也排放相當的空氣污染。引入潔淨能源，對減低（巴士）排放廢氣量有直接幫助，問題只是技術的投資由那方支付。
公共服務業已進入收費可加可減的機制，巴士公司多了一個拿不出錢的理由，乘客亦不甘要自付這筆投資，剩下來就只有稅務優惠提供誘因。引進潔淨能源的巴士，大家明白它的效益，在開支上的議價，需要一個諮詢的框架和時間表。既然在國家層面可接受2020年減碳的目標，我們也可以作出果斷的決策，引入潔淨能源的使用。
綠色革命需要創新軟力量
大型的太陽能、風力發電組件技術的研發和生產，都是內地項目比香港有優勢。但以「深港創新圈」和美國杜邦 （DuPont） 合作研發太陽能科技為例，香港科技園也有進行技術支援，展望未來的合作，可望擦出更多火花，為珠三角產業升級出一點力。綠色經濟的發展，富有多元化的空間，既有大型建設，也有小型發明的市場。
以風力發電為例，投資市場知道它的利潤不高，遠至北歐、近至內地都有政府補貼，助它建立規模，這類大型的項目香港還是落後。但是，香港也有民用、自行安裝在天台的微型風力發電組件，由大學參與研發，價格便宜，並已推出市場。這類的再生能源發明特別適合偏僻及落後地區的需要，也符合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政策，不能因為它是小型而看小它的作用。
事實上，主辦氣候變化峰會的丹麥是有低碳排放政策的國家，筆者也曾在本欄指出，哥本哈根在環保生活設計具創意【註】。如今在保護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大趨勢下，香港必須透過創新，尤其是科研創新尋求可持續發展。最激勵我們的，莫過於「光纖之父」高錕教授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
高錕是教育家，為推動香港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作出莫大的貢獻。我們更要從高錕教授研究光纖那份對科研的堅持上學習，鍥而不捨，尋求突破。
今天各國在綠色科技的競賽，將來對世界的影響力不會遜色於光纖革命，我們必須坐言起行，動手做才會累積優勢。大家從有關綠色科技的報道，可以汲取資訊、掌握綠色命脈，部署長線投資。展望2010年經濟全面復蘇，在此預祝各《信報》讀者有收穫，身心和財富盈溢綠色健康。
【註】李家濤：〈哥本哈根文化激發香港創新 〉刊於2008年12月23日「解牛集」，《 信報財經新聞》。
環保趨勢下香港綠色發展戰略
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正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這次大會按照《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作出一些決定。當中《京都議定書》存廢、發達國家減排多少等問題，成為大會焦點。很明顯，確定發達國家 2012 年至 2020 年的中期減排目標，是今次會議討論的重頭戲。
根據《公約》和《議定書》規定，發達國家須率先大幅度減排。然而，在減排問題上，歐美始終不肯讓步。歐盟更不顧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到202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40％的強烈呼聲。
中國談判代表表示，美國所提出到2020年將二氧化碳排放量，由2005年水平削減17%的承諾力度不夠；更要求發達國家提高減排幅度，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金融支持的壓力，因為歐美發達國家是製造問題的始作俑者。
低碳生產大勢所趨
明顯地，在全球自然生態環境受破壞的情況下，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經濟是一條必須走過的路。如今發達國家拒絕作出較大幅減排，可說是獨善其身的政治動作，着眼於本土經濟和爭取利益相關者的支持，把責任推到其他國家身上。無論如何，各國減排，並且按照可持續發展的綠色戰略生產，是無可避免的大趨勢。因此，香港尋找適合本身發展的綠色策略，亦是當務之急，問題絕不能輕視。
從管理和經濟因素的角度分析，造成環境壓力的決定性因素，並非經濟的平均增長率，而往往是所採用的技術和經濟增長結構。譬如說，內地汽車市場的銷售量已超越美國，是一項重要的發展，但汽車的燃效與排放，對環境資源和可持續增長就會帶來不同的長遠影響。又像智能科技、耗紙量低的互聯網使用、生態旅遊、有機食物的生產和消費等，同樣可大大降低對地球資源的損耗，可見尋找出綠色戰略，既可保護環境，同時又帶來經濟增長。
今次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與會重要成員國先後表態作出具體承諾支持低碳經濟。中國國務院在峰會前已宣布，每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0年會較2005年少40%至45%，國家領導階層在不同場合已表示，會支持綠色科技的發展。
對於香港來說，綠色產業的前景早已在再生能源板塊反映，像比亞迪（1211）雖然電動車仍未面世，但已成為媒體聚焦的品牌；其他低碳概念股也被追捧，頗受投資市場歡迎，是抓緊了綠色科技的勢頭。
目前，香港在綠色經濟的角色以融資為主，但香港也有傑出的創研人才，可在低碳科技中作出貢獻。例如，最近，香港就推出首部本地研發的環保電動車 MyCar，更獲歐盟認證，可望進軍歐洲市場，搶先了比亞迪一步。雖然這款車仍有升級空間，會加入空調、提高車速增加吸引力，但香港總算是踏入了環保汽車的門檻。電動車迎合低碳生活，將來會改寫汽車文化歷史。
香港也應有長遠計劃，繼續投入研發資源，擴大它的應用範圍，與綠色經濟同步共進。從看得闊和遠的角度，政府更應透過綠色創新基金，鼓勵綠色科技研發的投入，推動技術交流。
從國家政策到地區性的層面，香港的參與空間也更貼近，例如為珠三角的廠房制定減排措施、引進節能科技等。《珠三角規劃綱要》指出的優質生活圈願景，是建於資源節約環境保護配合社會經濟發展，從粵港合作的落實，我們可以和粵方合力，針對生產排廢、資源保育推出有效的措施。
粵港合作締造優質環境
例如，在11月已有首批港資製造業企業及採購商，獲頒「粵港清潔生產伙伴」標誌牌，證明清潔供應鏈的可行性。環境質素是困擾兩地多年的問題，珠三角滿布製造業工廠，對空氣和水質的污染在所難免，惡劣的情況便隨風吹到香港，也只有粵港共同建立的減污機制，才能取得最大的地區性成效。
從地區性再拉近到香港社會，市內空氣污染問題有它的本地來源，要靠公共政策、私營機構、一般市民的力量互相銜接，才能對症下藥。香港沒有重工業，製造業已北移，但是，市區內空氣質素差的日子常超越警戒線，空氣污染指數到了「甚高」或「嚴重」的水平，環保署也忠告市民要減少戶外活動，改善環境空氣的訴求正是反映民意。
除了路邊空氣污染，香港也有都市的「熱島效應」，在高密度的石屎森林中，建築物外牆在日間吸熱、晚上釋放，加上空調系統向街道排出的熱氣，形成一股悶熱氣團沉積在建築群間。海濱的地產項目又高又大，阻擋了海風帶給內街建築物的調節，引發出「屏風樓」的爭議。
這些都是都市密集發展的負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ies） ，受影響的居民和商戶加開空調，用電量相應提高，發電廠排碳也多了。這是個惡性循環 （vicious cycle） ，造成一個本地的溫室惡夢，影響生活質素、居民健康，更削弱香港的吸引力、競爭力。
在對抗溫室效應的公共政策方面，我們要在城市綠化下多些功夫。樹木和花草有調節空氣、降溫作用，透過光合作用更能排出氧氣、吸收二氧化碳，有些植物品種更能淨化空氣，過濾空氣中的致癌物質；這都是造物主留給我們的禮物，不能忽視它的自然調節機制。
我們需要全面性的城市綠化政策，全城種植樹木，樹蔭會為路面降溫，提供新鮮空氣及濕度，更可改善市容，這方面應該覆蓋全城，不分階層。
同時，更要制訂一套完善的樹木保育計劃，讓樹木不論在市區或郊外都有健康的環境生長，我們才可從中享受清新空氣作為回報。綠化政策的財政來源主要來自公共開支，引入贊助者也可分擔一部分支出。日常打理的人手方面主要是非技術工人，可為低技術人口提供一些就業機會，那筆經常開支，只是公共財政的小數目，香港可以負擔。
公私攜手推動綠色經濟
私營機構對綠色發展的參與可從引入節能、減排的裝置開始，有長遠效益，也助公司履行公民責任。在建築設計方面，環保概念也有市場，一個小小的露台，可減少開啟乾衣機的次數節省用電。最近，建築設計亦參考外地經驗，嘗試選用植物為天台及外牆降温，希望可為室內降溫幾度，在夏天令人舒適一點，減低對空調的用量。
都市的「熱島效應」也有政策的成因，高地價政策下的地產發展計劃，難以從低密度建築獲得合理回報，惟有向高空發展。若要在城市發展政策引入綠化概念，關鍵在土地供應、建築條例。
從長遠角度看，要擴闊稅基、開展稅源，減少賣地收入對庫房的比重。擴闊稅基是推不開的政治責任，讓公共財政有更健全基礎，以及有改善城市生活質素的裨益。當然，最快見效的減碳方法，是從電力供應的減排着手。
另一個都市溫室氣體的來源，是汽車的廢氣排放量，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公共政策的角度，也有私營機構的角色。香港路少車多是公認的，交通最繁忙的街道由於車輛多，也排放相當的空氣污染。引入潔淨能源，對減低（巴士）排放廢氣量有直接幫助，問題只是技術的投資由那方支付。
公共服務業已進入收費可加可減的機制，巴士公司多了一個拿不出錢的理由，乘客亦不甘要自付這筆投資，剩下來就只有稅務優惠提供誘因。引進潔淨能源的巴士，大家明白它的效益，在開支上的議價，需要一個諮詢的框架和時間表。既然在國家層面可接受2020年減碳的目標，我們也可以作出果斷的決策，引入潔淨能源的使用。
綠色革命需要創新軟力量
大型的太陽能、風力發電組件技術的研發和生產，都是內地項目比香港有優勢。但以「深港創新圈」和美國杜邦 （DuPont） 合作研發太陽能科技為例，香港科技園也有進行技術支援，展望未來的合作，可望擦出更多火花，為珠三角產業升級出一點力。綠色經濟的發展，富有多元化的空間，既有大型建設，也有小型發明的市場。
以風力發電為例，投資市場知道它的利潤不高，遠至北歐、近至內地都有政府補貼，助它建立規模，這類大型的項目香港還是落後。但是，香港也有民用、自行安裝在天台的微型風力發電組件，由大學參與研發，價格便宜，並已推出市場。這類的再生能源發明特別適合偏僻及落後地區的需要，也符合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政策，不能因為它是小型而看小它的作用。
事實上，主辦氣候變化峰會的丹麥是有低碳排放政策的國家，筆者也曾在本欄指出，哥本哈根在環保生活設計具創意【註】。如今在保護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大趨勢下，香港必須透過創新，尤其是科研創新尋求可持續發展。最激勵我們的，莫過於「光纖之父」高錕教授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
高錕是教育家，為推動香港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作出莫大的貢獻。我們更要從高錕教授研究光纖那份對科研的堅持上學習，鍥而不捨，尋求突破。
今天各國在綠色科技的競賽，將來對世界的影響力不會遜色於光纖革命，我們必須坐言起行，動手做才會累積優勢。大家從有關綠色科技的報道，可以汲取資訊、掌握綠色命脈，部署長線投資。展望2010年經濟全面復蘇，在此預祝各《信報》讀者有收穫，身心和財富盈溢綠色健康。
【註】李家濤：〈哥本哈根文化激發香港創新 〉刊於2008年12月23日「解牛集」，《 信報財經新聞》。
把握「碳審計」建綠色金融中心
http://www.hkej.com/template/dnews/jsp/detail.jsp?dnews_id=1247&title_id=164359
減排大勢所趨
事實上，在2009年年底舉行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後，減排已成大勢所趨。以中國為例，國家已經提出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較2005年下降40至45%的自主減排目標，並制定一系列的相應行動規劃，加快形成一個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的全面策略，當中的關鍵是最終建立一個包括清潔發展機制、碳稅、排放權交易、聯合履約、技術標準和管制的多元化減排體系。很明顯，綠色戰略是今後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部署。
在這趨勢下，企業更不能落後於主流形勢，應積極把握箇中湧現的商機，當中印表機生產商惠普便進行了一場環保大趨勢下的「商業革命」。素有惠普「印鈔機」之稱的惠普列印及成像系統集團 （Imaging and Printing Group，簡稱IPG），進行了一個重大的增長結構轉型，即從一間印表機廠商，變成列印服務公司。
面對互聯網資訊世界的高速發展，再結合目前環保和減排的新形勢，惠普是傳統的印表機生產商，怎能不應變？但怎樣把企業面對的「危機」轉為「機遇」？惠普利用環保的新形勢主動出擊轉型，成為列印服務公司。IPG 高層向傳媒指出，文書印列管理服務可以減少企業成本，還可以為企業能帶來更多的優勢。可以說，惠普的轉型戰略，代表企業看準綠色產業的前景，環保和減排的大趨勢。
我們再看香港的情況。環境局統計顯示，香港每年的溫室氣體排放很大部分來自建築物的耗能量，可見在樓宇推行節能環保措施有一定的降碳作用。因此，香港政府推出建築物「碳審計」指引，並廣邀企業和機構參與。該指引提供了一套有系統及科學化的方法，對建築物的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除作出核算及報告，從中找出可以改善的地方；可以說，透過「碳審計」來衡量成效。
粵港合作清潔生產計劃
事實上，當主流意見接受減排是集體責任，商界和政界亦會順應時代推出政策。各行各業都有排放溫室氣體，以珠三角為例，經濟結構有頗強的製造業成分，因而減排和環保工作也着重生產線及物流，廣東省早前也推出了粵港合作清潔生產的計劃。
要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也非只屬工廠及電力廠的責任，私營機構發動減排環保的力量，效果會更強。世界各地有不少跨國企業、服務業的機構，都認定可持續發展為機構社會責任的宗旨，編制了減排環保的指南。具體的減排方法都先從評估現狀的碳審核開始，再去考慮不同形式的減排方案。這方面可參考「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稱GRI） 所做的工作。
GRI 是獨立的國際組織，合作網絡包括公私機構、學術界、會計界、投資界、專業顧問、勞工團體、公民社會組織等。GRI集合了不同專業組織的意見，編制了一套 「可持續發展報告」 （Sustainability Report） 的框架，讓不同界別的機構可以跟隨指引，做到高質素、符合審計和技術要求、有公信力的可持續發展報告，給各持分者參閱。企業在年報或網頁自願性披露減排、環保等資訊，顯示有社會責任的觸覺，也表現出機構管治的透明度。
GRI的登記名冊上有過千間來自不同地區的機構，其中有數十間本地上市企業，有港股也有H股，例如滙控（005）、渣打（2888）、工商銀行（1398）、平安保險（2318）、中電（002）、港鐵（066）及青島啤酒（168）等不能盡錄。這些在本地上市公司從事不同業務，企業管治有成功心得，可見把可持續發展納入企業宗旨，在年報中發報有關項目的資訊，是符合企業長遠發展的策略，也可樹立「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企業公民形象，是難得的無形資產 （intangible asset）。
在綠色經濟的大氣候下，不論是跨國企業或是中小企都能作貢獻，先為本身的碳排放作審核，聘請合資格的綜合審計提供者，為公司、廠房、店舖、物流部門等作溫室氣體排放審計，再考慮減碳的行動組合。
港資及駐港外資企業在廣東省有廠房設施及業務推廣，故此，企業在香港發出減排環保的機構指引，可以對內地的附屬設施起帶動作用，這是公司在香港發起、並可輻射內地而作減排貢獻，是合時進展。
除了GRI的環保報告指引，香港總商會也與本地一群商界領袖組成的「氣候變化商界論壇」 （Climate Change Business Forum） 推出了《盡握減排商機 －香港商業減碳指南》，提供更體貼本地環境的減排介紹。除了這些商界自組的行動，政府2008年7月也推出「綠色香港．碳審計」運動，這個表揚減碳運動也屬於自願性參與。簽署減碳約章的機構，可以自行制訂可量度目標的減碳實施方案，推廣並支持減少建築物的整體溫室氣體排放。
從減碳這個全球趨勢，我們更可找到契機提升香港作為商貿中心關懷地球的形象，就是策動香港的上市公司，在年報中加入碳審計及環保項目的資訊，向持份者確定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立場。香港這國際金融中心能夠顯示綠色商界的領導精神，是完全配合國際間對減排溫室氣體的重視，更能夠為香港在躋身國際金融中心級數的競爭中，增添一股無價的軟力量。
在年報內加入碳審計
從環保署「碳審計．綠色機構」看實際反應，1月中列出的一百四十五間參與機構，除了公司有非牟利機構及各院校，還有很多推廣工作要做。環保署另外有一個性質相近的上市公司環保資料調查，以年度更新後上載，反映出2008年有一百零九間在主板上市的公司在年報或公司網頁上發布環保資科。
從上述數字看，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但上市公司在年報中有披露碳排放資訊及作出環保報告的，恐怕不到上市公司的一成，令筆者在此倡議打造香港成為「低碳金融中心」更富挑戰性。
2010年剛開始，我們能否做得到在2015年前以自願性的參與為起步，所有在港上市的公司都有減排措施，並在年報中向持分者提供碳審計及有關的環保行動？這視乎公司管理階層何時作決定，從減排意識進階到付諸行動。要推廣低碳意識，除了民間組織、商界團體的號召力、政策部門也有積極推動的角色。
社會面對溫室效應這個大課題，必須從教育做起，政策部門可與私營機構聯手，向各界培養減排保育意識，讓更多人明白經濟活動，包括生產、消費、貿易，對自然環境所帶來的影響，才會在集體選擇上行動。還有以下一些推廣的考慮因素：
推廣減排的考慮
1. 金融海嘯後各行各業均受打擊，去年香港更是自1952年有紀錄以來出口貨值跌幅最大的一年，可想而知市況之嚴峻、中小企的苦處。政府有心要推動碳審計、能源效益等項目，就要拿出資源來，例如，增加等額資助的覆蓋。這不算是「派糖」，是屬於「應使則使」的社會投資；
2. 從推廣的角度，可以設立一個屬於碳審計的標記，仿效「優質旅遊服務」、「商界展關懷」形式推廣，以表揚參與機構富減排環保意識；
3. 策動商業機構自願性在年報上發報碳審核、減排和環保資訊，可以設定兩年為觀察，2012年再檢討成功率。由於那是選舉的年份，且看在競選政綱辯論之下，會否引發更主動的可持續發展政策。
最近，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情咨文》裏已啟動潔源能源、經濟轉型、興建高鐵的減排策略，更以中國、德國在綠色企業的先行鼓勵美國人民，不要落後、不做阿二。我們要為香港在綠色經濟年代，拓展優勢、尋找鞏固市場地位的策略。要保持金融服務業的優勢，財經官員、業內人士集思廣益之下，香港和上海兩個國際金融中心的配搭如何發展，大家拭目以待。
本文提出另一個強化品牌競爭力的契機，從把握碳審計，打造香港成為低排金融中心的形象，完全符合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可持續發展在國際間已融入公私機構的管治理念，並以此進行籌措長遠策略發展。
要打造香港成為低碳金融中心，上市公司在年報列出碳審核、減排、環保的簡約資訊，為企業樹立長遠的機構形象。這股軟力量有利競爭優勢，社會更可透過減排換來環境改善，都是無價的收獲，是長治久安的綠色德政。
香港整體的競爭力如能配合綠色勢頭，將如虎添翼，在此亦謹祝各讀者新春大吉，順順利利。
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及管理學講座教授
減排大勢所趨
事實上，在2009年年底舉行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後，減排已成大勢所趨。以中國為例，國家已經提出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較2005年下降40至45%的自主減排目標，並制定一系列的相應行動規劃，加快形成一個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的全面策略，當中的關鍵是最終建立一個包括清潔發展機制、碳稅、排放權交易、聯合履約、技術標準和管制的多元化減排體系。很明顯，綠色戰略是今後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部署。
在這趨勢下，企業更不能落後於主流形勢，應積極把握箇中湧現的商機，當中印表機生產商惠普便進行了一場環保大趨勢下的「商業革命」。素有惠普「印鈔機」之稱的惠普列印及成像系統集團 （Imaging and Printing Group，簡稱IPG），進行了一個重大的增長結構轉型，即從一間印表機廠商，變成列印服務公司。
面對互聯網資訊世界的高速發展，再結合目前環保和減排的新形勢，惠普是傳統的印表機生產商，怎能不應變？但怎樣把企業面對的「危機」轉為「機遇」？惠普利用環保的新形勢主動出擊轉型，成為列印服務公司。IPG 高層向傳媒指出，文書印列管理服務可以減少企業成本，還可以為企業能帶來更多的優勢。可以說，惠普的轉型戰略，代表企業看準綠色產業的前景，環保和減排的大趨勢。
我們再看香港的情況。環境局統計顯示，香港每年的溫室氣體排放很大部分來自建築物的耗能量，可見在樓宇推行節能環保措施有一定的降碳作用。因此，香港政府推出建築物「碳審計」指引，並廣邀企業和機構參與。該指引提供了一套有系統及科學化的方法，對建築物的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除作出核算及報告，從中找出可以改善的地方；可以說，透過「碳審計」來衡量成效。
粵港合作清潔生產計劃
事實上，當主流意見接受減排是集體責任，商界和政界亦會順應時代推出政策。各行各業都有排放溫室氣體，以珠三角為例，經濟結構有頗強的製造業成分，因而減排和環保工作也着重生產線及物流，廣東省早前也推出了粵港合作清潔生產的計劃。
要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也非只屬工廠及電力廠的責任，私營機構發動減排環保的力量，效果會更強。世界各地有不少跨國企業、服務業的機構，都認定可持續發展為機構社會責任的宗旨，編制了減排環保的指南。具體的減排方法都先從評估現狀的碳審核開始，再去考慮不同形式的減排方案。這方面可參考「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稱GRI） 所做的工作。
GRI 是獨立的國際組織，合作網絡包括公私機構、學術界、會計界、投資界、專業顧問、勞工團體、公民社會組織等。GRI集合了不同專業組織的意見，編制了一套 「可持續發展報告」 （Sustainability Report） 的框架，讓不同界別的機構可以跟隨指引，做到高質素、符合審計和技術要求、有公信力的可持續發展報告，給各持分者參閱。企業在年報或網頁自願性披露減排、環保等資訊，顯示有社會責任的觸覺，也表現出機構管治的透明度。
GRI的登記名冊上有過千間來自不同地區的機構，其中有數十間本地上市企業，有港股也有H股，例如滙控（005）、渣打（2888）、工商銀行（1398）、平安保險（2318）、中電（002）、港鐵（066）及青島啤酒（168）等不能盡錄。這些在本地上市公司從事不同業務，企業管治有成功心得，可見把可持續發展納入企業宗旨，在年報中發報有關項目的資訊，是符合企業長遠發展的策略，也可樹立「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企業公民形象，是難得的無形資產 （intangible asset）。
在綠色經濟的大氣候下，不論是跨國企業或是中小企都能作貢獻，先為本身的碳排放作審核，聘請合資格的綜合審計提供者，為公司、廠房、店舖、物流部門等作溫室氣體排放審計，再考慮減碳的行動組合。
港資及駐港外資企業在廣東省有廠房設施及業務推廣，故此，企業在香港發出減排環保的機構指引，可以對內地的附屬設施起帶動作用，這是公司在香港發起、並可輻射內地而作減排貢獻，是合時進展。
除了GRI的環保報告指引，香港總商會也與本地一群商界領袖組成的「氣候變化商界論壇」 （Climate Change Business Forum） 推出了《盡握減排商機 －香港商業減碳指南》，提供更體貼本地環境的減排介紹。除了這些商界自組的行動，政府2008年7月也推出「綠色香港．碳審計」運動，這個表揚減碳運動也屬於自願性參與。簽署減碳約章的機構，可以自行制訂可量度目標的減碳實施方案，推廣並支持減少建築物的整體溫室氣體排放。
從減碳這個全球趨勢，我們更可找到契機提升香港作為商貿中心關懷地球的形象，就是策動香港的上市公司，在年報中加入碳審計及環保項目的資訊，向持份者確定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立場。香港這國際金融中心能夠顯示綠色商界的領導精神，是完全配合國際間對減排溫室氣體的重視，更能夠為香港在躋身國際金融中心級數的競爭中，增添一股無價的軟力量。
在年報內加入碳審計
從環保署「碳審計．綠色機構」看實際反應，1月中列出的一百四十五間參與機構，除了公司有非牟利機構及各院校，還有很多推廣工作要做。環保署另外有一個性質相近的上市公司環保資料調查，以年度更新後上載，反映出2008年有一百零九間在主板上市的公司在年報或公司網頁上發布環保資科。
從上述數字看，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但上市公司在年報中有披露碳排放資訊及作出環保報告的，恐怕不到上市公司的一成，令筆者在此倡議打造香港成為「低碳金融中心」更富挑戰性。
2010年剛開始，我們能否做得到在2015年前以自願性的參與為起步，所有在港上市的公司都有減排措施，並在年報中向持分者提供碳審計及有關的環保行動？這視乎公司管理階層何時作決定，從減排意識進階到付諸行動。要推廣低碳意識，除了民間組織、商界團體的號召力、政策部門也有積極推動的角色。
社會面對溫室效應這個大課題，必須從教育做起，政策部門可與私營機構聯手，向各界培養減排保育意識，讓更多人明白經濟活動，包括生產、消費、貿易，對自然環境所帶來的影響，才會在集體選擇上行動。還有以下一些推廣的考慮因素：
推廣減排的考慮
1. 金融海嘯後各行各業均受打擊，去年香港更是自1952年有紀錄以來出口貨值跌幅最大的一年，可想而知市況之嚴峻、中小企的苦處。政府有心要推動碳審計、能源效益等項目，就要拿出資源來，例如，增加等額資助的覆蓋。這不算是「派糖」，是屬於「應使則使」的社會投資；
2. 從推廣的角度，可以設立一個屬於碳審計的標記，仿效「優質旅遊服務」、「商界展關懷」形式推廣，以表揚參與機構富減排環保意識；
3. 策動商業機構自願性在年報上發報碳審核、減排和環保資訊，可以設定兩年為觀察，2012年再檢討成功率。由於那是選舉的年份，且看在競選政綱辯論之下，會否引發更主動的可持續發展政策。
最近，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情咨文》裏已啟動潔源能源、經濟轉型、興建高鐵的減排策略，更以中國、德國在綠色企業的先行鼓勵美國人民，不要落後、不做阿二。我們要為香港在綠色經濟年代，拓展優勢、尋找鞏固市場地位的策略。要保持金融服務業的優勢，財經官員、業內人士集思廣益之下，香港和上海兩個國際金融中心的配搭如何發展，大家拭目以待。
本文提出另一個強化品牌競爭力的契機，從把握碳審計，打造香港成為低排金融中心的形象，完全符合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可持續發展在國際間已融入公私機構的管治理念，並以此進行籌措長遠策略發展。
要打造香港成為低碳金融中心，上市公司在年報列出碳審核、減排、環保的簡約資訊，為企業樹立長遠的機構形象。這股軟力量有利競爭優勢，社會更可透過減排換來環境改善，都是無價的收獲，是長治久安的綠色德政。
香港整體的競爭力如能配合綠色勢頭，將如虎添翼，在此亦謹祝各讀者新春大吉，順順利利。
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及管理學講座教授
現代教育是創意死敵?
http://www.hket.com/eti/search/article.do?search=true&id=6509476c-998a-4b78-9ff9-cbe991a5a88e-539311
現代教育是創意死敵？
「MaD全會」暨青年論壇昨日結束，活動由香港當代文化中心與勰高服務創新顧問合辦，勰高創辦人陳嘉怡指：「希望能推動年輕人在個人發展、創業、搵工、對社會、對環境都有警醒及能力去make a difference。」
短短3日的活動，背後用了2年時間籌備，問到下年會否捲土重來？陳嘉怡表示「老一輩」會退下去，希望年輕人自發將這創意平台持續發展。他們只會在幕後協助創立Mentor機制，發掘出色的年輕人接棒。
結幕時以視像致辭的國際著名創意、創新及人力資源大師Sir Ken Robinson，今次因健康問題臨時取消行程。Sir Ken的演講是網上熱點，長踞非牟利創意組織TED的錄像榜首，他取笑教育家是大眾心目中的悶蛋，絕不會出現在晚宴嘉賓名單之上，他在暢銷書《The Element》中指出現代教育三大流弊：「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成功元素，但這些元素人人不同。偏偏現代教育是隨着工業革命而誕生，喜歡將每個人倒模成一個樣子；傾向只訓練大腦及眼睛；又愛將學科的價值等同薪酬值或市場價值。」
學業零蛋的舞台王者
Sir Ken Robinson觀察到，在世界多個教育體制中，理科跟語言多處於金字塔頂，人文及藝術科目則被壓在最底。而底層科目中，又以音樂跟視藝較受重視，戲劇及舞蹈最受忽視。
他演講時最喜歡引用的一個例子，是著名舞蹈家Gillian Barbara Lynne，她生於20年代，整天坐不定，又多問題。小學老師堅持讓媽媽帶她去見心理醫生，醫生聽完一大串投訴後，跟Lynne說要與媽媽談談，然後扭開音樂離去。兩人在門外看着Lynne翩翩起舞，他的診斷是：「讓她上舞蹈學校吧。」就一句話，成就了這位知名的英國芭蕾舞者、編舞者及劇場導演。她主演的《貓》、《舞台魅影》風靡萬千觀眾。
正當企業講創意，Sir Ken與TED多位意見領袖都主張：「應該思考何謂創意。」他指，弔詭的是事最少有3件：
1. 今天入學的小孩，50年後才退休，但卻由一群不知50年後是何光景的人去教導他們。
2. 如果教育只是倒模製造，人力市場中又如何找得到有創意的設計師，以及可以賣錢的設計？
3. Alfred Binet發明IQ測驗的原意，並不是要用一把尺去量度所有人，而只是要識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但世界不知怎地走歪了
現代教育是創意死敵？
「MaD全會」暨青年論壇昨日結束，活動由香港當代文化中心與勰高服務創新顧問合辦，勰高創辦人陳嘉怡指：「希望能推動年輕人在個人發展、創業、搵工、對社會、對環境都有警醒及能力去make a difference。」
短短3日的活動，背後用了2年時間籌備，問到下年會否捲土重來？陳嘉怡表示「老一輩」會退下去，希望年輕人自發將這創意平台持續發展。他們只會在幕後協助創立Mentor機制，發掘出色的年輕人接棒。
結幕時以視像致辭的國際著名創意、創新及人力資源大師Sir Ken Robinson，今次因健康問題臨時取消行程。Sir Ken的演講是網上熱點，長踞非牟利創意組織TED的錄像榜首，他取笑教育家是大眾心目中的悶蛋，絕不會出現在晚宴嘉賓名單之上，他在暢銷書《The Element》中指出現代教育三大流弊：「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成功元素，但這些元素人人不同。偏偏現代教育是隨着工業革命而誕生，喜歡將每個人倒模成一個樣子；傾向只訓練大腦及眼睛；又愛將學科的價值等同薪酬值或市場價值。」
學業零蛋的舞台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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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演講時最喜歡引用的一個例子，是著名舞蹈家Gillian Barbara Lynne，她生於20年代，整天坐不定，又多問題。小學老師堅持讓媽媽帶她去見心理醫生，醫生聽完一大串投訴後，跟Lynne說要與媽媽談談，然後扭開音樂離去。兩人在門外看着Lynne翩翩起舞，他的診斷是：「讓她上舞蹈學校吧。」就一句話，成就了這位知名的英國芭蕾舞者、編舞者及劇場導演。她主演的《貓》、《舞台魅影》風靡萬千觀眾。
正當企業講創意，Sir Ken與TED多位意見領袖都主張：「應該思考何謂創意。」他指，弔詭的是事最少有3件：
1. 今天入學的小孩，50年後才退休，但卻由一群不知50年後是何光景的人去教導他們。
2. 如果教育只是倒模製造，人力市場中又如何找得到有創意的設計師，以及可以賣錢的設計？
3. Alfred Binet發明IQ測驗的原意，並不是要用一把尺去量度所有人，而只是要識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但世界不知怎地走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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