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競爭力面對「弱化」考驗 解牛集 李家濤 人大及政協「兩會」於上周開幕，在「兩會」舉行前夕，中國社科院公布《中國省域經濟競爭力發展報告（2009-2010）》，對內地31個省市及港澳台地區的經濟綜合競爭力進行排名。報告顯示，港澳台仍是中國最具經濟競爭力的地區之一，排名前五位分別為香港、台灣、上海、北京、江蘇。廣東排第六，澳門則由2008年的第十位，跳升一級至第九位。報告在每年「兩會」舉行前夕公布，因而具發展戰略的參考意義。 這項排名的綜合競爭力指標，涵蓋宏觀經濟競爭力、產業經濟競爭力、可持續發展競爭力、財政金融競爭力、發展環境競爭力、政府作用競爭力、發展水平競爭力和統籌協調競爭力等眾多指標。 未來競爭力備受考驗 據《中國省域經濟競爭力發展報告（2009-2010）》藍皮書指出，香港在財政金融競爭力、發展環境競爭力上，都具有顯著的競爭優勢；但在政府作用競爭力、可持續發展競爭力兩項排位則分別下降了四位和三位，意味香港的優勢，在將來會受到弱化壓力，難以為繼。 事實上，香港近年的發展，除了在金融服務上維持一定的競爭力，政府積極宣稱的「四大支柱」及「六大產業」，並無突破性的發展。可以說，從長期發展戰略的角度看，香港在固有的基礎上，加強「未來的競爭力」，顯然是十分重要的發展部署。 據國際智囊機構Legatum Institute的最新全球繁榮指數排名（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2010），第一，新加坡超越了香港（新加坡排17，香港排20）；第二，在「企業精神及機會」（Entrepreneurship & Opportunity）方面，基於新加坡創業費用低、加上強大的科技基建，故得到相當高的評份；第三，在研究及開發（R & D）的資源投入上，佔國內生產總值1.5%（香港只有約0.6%）；第四，新加坡的資訊與通信技術產品出口（ICT Export）佔整體出口的36%【註1】，遠高於香港的10%左右，反映香港在高科技行業的生產和創新，比新加坡不如，競爭力有待加強。 筆者在本欄多次強調，「企業精神」是經濟增長其中一股主要力量。無論從經濟學家熊彼得的「創新理論」，以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索洛（Robert M. Solow）的研究，指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所作出的貢獻，比資本積累還大，這些分析都說明技術進步對經濟持續成長和提升的作用。香港面對創業率持續下跌，科研投入的不足，必須設法突破這個發展樽頸【註2】。 香港的制度優勢和法律優勢，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這一點不必贅言。香港要加強金融服務業的優勢，「信任」這項社會資本當然十分重要。因為「信任」可以節約交換及交易的的成本。著名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信任」這社會美德是經濟繁榮的基礎【註3】。 透過法制進一步把「信任」制度化，令交易不僅具有效率，而且在高效率下，交易的數量和規模更可以不斷擴大，形成良好的投資和經濟環境。這個從英國殖民地時期便築構的法制基礎，一直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換言之，企業家的創業和經營，在法治條件的保障下，通過自由的市場經濟力量，發揮了極大的力量，並成為香港經濟活力的泉源、發展的基礎。 缺乏製造業的失衡結構 然而，在香港城市化的過程中，土地的使用價值上升，加上政府的「高地價」政策，令生產活動中需要相對大量土地的製造業，生產投入費用愈來愈昂貴、人力成本愈來愈高；加上中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進行開放改革，香港製造業大量北移，留下相對「高增值」、收成快的商品或服務，去抵消土地租金成本上升，形成目前四大支柱行業──金融、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服務作主要增長基礎；缺乏了製造業，也令香港的經濟結構出現不均衡的格局。 形勢發展到目前階段，政府需要從長遠的發展角度，擺脫「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的短線思維，確立香港的發展戰略，建立香港在中國城市群中本身獨有的特色，才能抵禦上海、北京以至其他城市的競爭和挑戰。 香港優勢如今建基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有別於內地省市；在制度上受到《基本法》五十年不變的保證。實際上，香港制度較內地發展更為成熟，市場經濟運行積累的秩序環境，可為內地深化改革的措施，在香港作「試行試點」的「實驗場地」。筆者之前撰文，討論了澳門把發展空間擴展至珠海橫琴島；香港的發展空間，也可以伸延至深圳，加強與深圳的連繫，並以前海和海套區的發展，擴大香港的發展機遇。【註4】 在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召開期間，上周四（3月3日）媒體報道，多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出議案，建議中央對香港和深圳合作，構建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中的「主中心」地位作出明確決策，亦即把深圳在行政區劃上，升格為直轄市；經濟區劃上，定位為自由港，使港深成為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的「主要中心」。 提供制度創新示範功能 一旦深圳升格為直轄市及變成自由港，便可以更有效和香港「對接」，包括加快推進港交所與深交所合併、建設國際交通航運中心、構建國際創新中心、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大膽進行制度創新。 無論如何，香港如今需要具體的長遠規劃，優化香港的增長結構，若果能夠把發展空間擴大到深圳，提升兩地人員、貨物、資金、服務進出的自由度，透過深圳與融入珠三角，捕捉珠三角的發展機遇，並為香港的高端服務業提供支撐，在這個發展戰略框架下，無疑可以使香港的經濟發展及就業得到支持，並且補充香港經濟本土結構失衡問題。 從現實看，香港能夠形成和扮演在中國城市群中獨特角色，「國際化」的金融業的確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而商業、金融和高端服務業，除了需要科技的技術支撐外，法律制度始終是市場經濟體系運行的基礎。 香港實行「普通法」，中國則實行「大陸法」。但兩種法系的互相借鑑和吸收，特別是在金融法和公司法等範疇，已愈來愈普遍。「法律移植」（Legal Transplant）亦成為比較法學的研究課題，如法律學者沃森的《法律移植：一種比較法的進路》的論述【註5】。所謂「法律移植」是指一個國家法律制度的某些因素，從另一個國家法律制度中輸入的一種行為。 近年中國內地法律學者對「法律移植」有不少討論，作為有關法制改革的參考，事實上，中國的法制改革和進步，離不開參照和借鑒。雖然，法律制度是相對獨立，不可能存在兩國完全相同的法律制度，但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借鑒，並不會影響本國法律制度的獨立性，反而可以在某程度上，起到促進和完善作用，而香港和深圳兩地的融合和發展，無疑可以作為一個制度試驗的地理空間，能夠提供富想像力的制度創新的動力機制，為中國深化改革，提供具政策現實意義的具體參考。這一點，顯然是香港相對內地城市最獨特的優勢所在。 香港面對不進則退十字路口 最近財政預算案公布後，滿城風雨。不僅暴露出香港貧富懸殊的社會矛盾，更露出了經濟發展結構和分配出現偏差所造成的後果，如今已到了不得不思變的地步。由於香港缺乏長遠的發展規劃和戰略，使香港經濟的增長結構一直向地產物業市場傾斜，面對樓價不合理的升勢，政府未能妥善處理，以致社會怨氣蔓延。問題歸根到柢，是香港缺乏遠景發展規劃和戰略，缺乏長期性的不利發展條件，包括土地成本高昂、政府政策無法起鼓動和形成發展「聚眾效應」（Critical Mass）的作用，以致新興產業無法壯大。中國社科院的《中國省域經濟競爭力發展報告（2009-2010）》其中的指標顯示，政府作用競爭力、可持續發展競爭力兩項排位下跌，正好向政府和業界提出一個警號──香港的競爭力正面對「弱化」的危機和威脅，政府和業界必須盡快化解，扭轉劣勢！ 作者為香港科大商學院副院長及管理學講座教授 註1　參見The 2010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有關新加坡及香港部分，Legatum Institute 註2　李家濤，〈企業家創造性再塑「香港奇蹟」〉，解牛集，《信報財經新聞》，2011年1月25日 註3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註4　李家濤，〈香港應把握良機優化增長結構〉，解牛集，《信報財經新聞》，2011年2月22日 註5　Alan Watson, Legal Transplants：An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 Edinburgh :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1974.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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