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每屆 EMBA 同學在畢業前都要往海外交流八天,以增廣見聞。今年的同學選擇了瑞典。想先問問同學,為何你們會選瑞典呢?
Dephne 我們曾考慮瑞士,瑞典和法國。最後選了瑞典,事緣我有一位朋友在投資推廣署(InvestHK)工作,他向我極力推薦,一來瑞典有不少舉世知名的品牌,例如宜家和愛立信,第二是駐香港的瑞典總商會非常友善,樂於助人。因此我便嘗試致電瑞典總商會,他們立即約我們午膳,並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資料,接?我在課堂裡做了瑞典的報告,最後同學投票選了瑞典。
陳 我知道瑞典向來善於創新,曾有不少發明。
Ben 是的,不說不知,以前飛機和輪船所用的螺旋槳、日常用的拉鏈、士巴拿和安全火柴都是瑞典發明的。最有名的發明是炸藥。發明人諾貝爾晚年感到他的發明害了不少人,為了補償便把遺產都捐出來,成立了諾貝爾獎,希望能為世界帶來更多光明。
陳 為何瑞典人特別有創意?
Andrew 地理環境是一個因素。瑞典面積達四十五萬方公里,人口僅約九百萬人,可說是地大人稀,因此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較遠,支援較困難。加上天氣寒冷和日照夏天長、冬天短,都造成了一些不便,這引發瑞典人不斷創新,解決生活問題。
陳 瑞典人因善於創新,容易賺錢,帶來了豐富稅收。庫房充裕,於是可以多幫助弱小,福利制度完善。福利好,大家就減少工時,享受生活,不像香港人一周拼搏七天,然而他們的產品和服務卻可以維持在極高水平,這都教我們耳目一新。此外,我發現瑞典人的英文非常了得。
Andrew 對,路人都能操流利英語。瑞典人口不多,不能只靠內需,屬於外向型經濟,80%的 GDP 來自外貿。為增強在海外的競爭力,就必須提升英語能力。
Dephne 瑞典人笑說:全球只有九百萬人用瑞典語,我們又怎能奢望以瑞典語來和世界各地的人溝通?因此人人都努力學習英語。
瑞典兩個成功例子
(一):宜家
陳 宜家傢俬可說是瑞典最有名的企業,你們和宜家交流後有何感想?
Ben 他們非常親切,介紹公司之餘,小息時還招待我們到餐廳用膳,完全沒有架子。
張 瑞典國土面積很大,為何會設計出如此節省空間的家具?
Andrew 宜家始創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當時是二次大戰過後,經濟環境不算理想,加上北歐天氣寒冷,要開暖氣,為免浪費能源,家居面積其實不大。為此,宜家為瑞典人提供解決方案——他們不只是賣一件家具,而是提供一個儲物方案,讓顧客把家居布置得井井有條。這是宜家的創新之道。
Ben 此外,宜家很重視家訪,會到世界各地探訪不同的家庭,認識實際的居住環境。從此可見,他們的創新不是憑空想像,而是和市場緊扣。
宜家的創意還不止於傢俬。1996年,他們還和一家瑞典建築公司合作推出組裝屋。他們觀察到在歐洲建一間新屋的成本甚高,組裝屋可以為顧客節省金錢。這顯示他們的創意從不停步,那已成為一種企業文化。
(二)愛立信
陳 愛立信是另一家知名的瑞典企業,鄰國芬蘭的諾基亞也是通訊巨人,為何北歐的通訊企業特別發達?
Andrew 正如之前所說,瑞典人口稀少,需要通訊科技來拉近距離。我們現在常用的手機制式是 GSM,但早於八十年代,北歐已有一套 MMT 系統,提供跨國的通訊方案。
陳 愛立信如何協助員工發揮創意?
Andrew 前往瑞典之前,我們已先跟港澳區的愛立信CTO(首席科技員)做了訪問,先行備課。他說,在開團隊會議時,創新是會上的必備議程。
陳 我記得這位 CTO 本身也擁有數項註冊專利,這是員工的一份光榮。公司極力鼓勵員工努力創新,既為公司賺錢,也為自己爭光。相反,在香港一些公司,開會時是上級說了就算,員工沒有討論和發揮創意的空間。
Andrew 為鼓勵員工提出新意念,愛立信還設立了網上交流平台,每位員工都可以在內聯網提出新意念,而且會得到上級的反饋意見。若最後證明意念可行,便會被執行,員工會很有滿足感。
陳 我從旁觀察同學問瑞典企業如何刺激創新,最後的結論是創新根本已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就會創新了。
創新文化的源流
(一)教育模式
陳 瑞典為何會有這種追求創新的文化?
Dephne 瑞典人很?重教育,創新精神也從教育中萌芽。一位在港工作的瑞典朋友和我分享了子女在兩地的學習體驗。在香港,小朋友參加課外活動時,主辦單位已把一切安排妥當,孩子毋須作任何決定。但在瑞典,老師安排8歲的小朋友參觀博物館時,只是叫學生在某時某刻於博物館集合,而沒有安排交通。
老師任由這些8歲的小朋友自行發揮,他們可要求父母接載,熟悉交通的也可自行前往,也可以是幾個小朋友組成一個小隊,一起覓路前往。這可以啟發他自行解決問題。
張 在香港,校方會擔心倘若發生意外,便要負上責任。
陳 很多香港的家長都不會給孩子這種自我探索的空間。只要有半小時空檔,就要為他加插暑期作業、學琴等環節,他根本沒有半點思考的時間。在香港有一類人的行程比我更緊密,那就是小孩。
(二)政、商、學合作無間
陳 瑞典最教我欣賞的,是政府、企業、大學的合作無間,發揮了三倍威力。
Dephne 他們稱之為 Triple Helix(三重螺旋),三者互相緊扣。我們訪問這三個單位,發現他們都是同一口徑,例如都一致會說自己要做 R&D leader(研發先鋒)。
陳 例如,我訪問了一位瑞典教授,一方面他很熟悉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又和企業緊密合作,當然他也做學術研究,一個人同時涉足三個領域。我發現這三個單位完全沒有隔膜,在香港,三者卻是合作不足。比如學校可能只以勝過其他院校為最大目標,而不是推心置腹地和政府及企業合作。
而且,他們是和衷共濟,沒有芥蒂的,例如甲方找乙方合作,乙方只想到要幫忙,而不會去想甲方是否要佔自己便宜。這就是螺旋的意思,他們是一起旋轉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非常值得香港借鑒。
Andrew 這種例子也不是瑞典獨有,史丹福大學和矽谷,以及劍橋大學和劍橋區,都是一些著名的成功例子。
更值得注意的是,陳教授訪問的那位學者,是屬於Oresund University,而它是由瑞典和丹麥的十一家大學所組成,學生有十六萬五千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隆德大學(Lund University)和哥本哈根大學。
陳 在其他地區,十一家大學只會互相競爭,但他們卻選擇合作。這也是香港和內地可參考的一種合作模式:我們要把香港和內地連成一線,並以政府、企業及大學三重螺旋的模式,攜手並進,為香港轉出一條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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