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融及服務業的新機遇 解牛集 李家濤 中國剛公布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報告，人口近十三億四千萬，比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十年增加了約七千四百萬，增長幅度為百分之五點八。 據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指出，普查結果顯示，沿海發達省份的常住人口所佔比重增加，內陸稍微欠發達地區的常住人口所佔比重在下降。換言之，更多的人口從內陸西部往東部發達地區遷移和流動，並為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可觀的勞動力。 不過，東西部地區發展水平的差異和不均，亦引起各方關注。上周四（4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原副委員長成思危教授，在一個經濟發展論壇上表示，中國應警惕陷入拉美國家所出現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中等收入後，基於收入分配不公，財富懸殊結果導致經濟發展陷入「停滯」狀態，社會動盪不定，最終無法向更高的收入水平邁進。 很清楚看到，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是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並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範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把過往依靠廉價勞動力作為競爭力優勢(即以出口帶動增長的模式)，轉換為刺激內部需求。此舉既力促產業升級，同時亦設法提高工人的收入，改善民生。這個發展格局如今已如箭離弦，不斷向前。 發展戰略可由小到大 筆者曾在本欄撰文，指出這個發展方向，以及分析了香港應把握這個發展趨勢所形成的商機，積極與深圳合作，並充分利用CEPA零關稅安排，築構高增值的製造產業，優化本身的經濟增長結構【註一】，於本文不贅。 香港特區政府4月中旬舉辦的《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論壇，其中有論者提出，內地目前正積極發展「城鎮化」。 據研究顯示，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生活，不僅增加投資需求，並且拉動消費。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的企業家可以加強產品內銷的發展策略。另一方面，隨着收入增加，也為香港的各類專業服務，提供大量的商機，包括內地對優質化的醫療、教育等服務需求。 然而，基於中港兩地制度上的差異，香港的專業服務供應，如何與內地的需求「對接」，並能夠突破制度差異所構成的障礙，包括宏觀上的政策限制、微觀上的個體行為，如習慣及文化等，都是要克服的問題。 經濟學者Patrick Croskery便以「慣例和規範」（Ｃonventions and norms）來說明預測行為選擇的必須性【註二】。可以說，透過鄰近地域相似性、制度和文化較少差異性的特點，香港加強與廣東及深圳的合作，由近到遠、由小到大的發展策略，始終是比較穩當的做法。 再看「十二五」規劃，中央表明會支持廣東對港澳服務業開放先行先試、建立粵港澳優質生活圈、完善珠三角與港澳的交通運輸等發展藍圖。 據媒體的報道和分析，今年《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的重點，香港特區政府希望能為珠三角地區訂立2011至2020年的減排目標及時間表，推進「八達通」和「深圳通」的聯通，並爭取內地推出港股ETF（交易所上市基金）等發展。 很明顯，在已簽署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基礎上，粵港兩地有大量合作空間。 透過落實《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將珠三角營造成為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並逐步將廣東先行先試開放措施，拓展到沿海發達城市和泛珠三角地區，始終是中央以香港作為試行試點深化市場改革的戰略；也是香港可資利用的獨特發展條件。 金融城市的三種模式 據出席《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論壇的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余雲州透露，最近兩年，廣東積極推進產業升級轉移。至於廣州南沙能否成為香港產品或服務業進軍內地市場的跳板，可視乎未來發展而定。然而，從香港核心競爭力的角度看，加強金融業的發展，為《十二五規劃》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產業升級提供更多樣化的服務，顯然是相當關鍵的發展戰略。 日本前財相竹中平藏曾經分析，金融中心城市大致有三種模式。 一、倫敦模式。當地的經濟規模不大，財富也不算多，但卻擁有大量的國際律師、會計師和大量的優秀金融人才，而且使用英語這世界最普及的語言。在這些條件下，全世界各地的資金，都可以通過倫敦這個金融中心，在世界每一個角落操作和運用，亦即靠「借出最便利的交易場所」，來鞏固金融中心的發展。 二、是法蘭克福模式。這個城市人口約七十萬，雖然規模小，但因德國國內有大量儲蓄，法蘭克福擁有以國內資金為基礎的本國大銀行；因此，這些大銀行成為德國人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結算中心。事實上，德國一直是出口大國。 三、是紐約模式，即兼備前述二者功能的市場【註三】。 很明顯，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中心運行模式，類以「倫敦模式」。因此，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心，新加坡也不甘後人，也積極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業務，避免競爭落入不利位置。 據出席《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論壇的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表示，香港金融市場既能協助內地推行金融改革，又保障國家的金融安全。因此，《十二五規劃》支持香港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要增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全球影響力，對於內地和香港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最便利交易場所優勢 可以說，香港確實有加強發展金融業務，為中國和亞洲各國提供「最便利的交易場所」的優勢。 由於香港固有的「倫敦模式」的根基、普通法的法律基礎、資金自由流動的制度、經驗豐富的金融人才。 在《十二五規劃》中，中央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金融中心。隨着人民銀行今年１月公布《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便利內地企業「走出去」，以及規範銀行辦理境外直接投資(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ODI)人民幣結算業務；與此同時，人民銀行亦正着手簡化外商在國內的直接投資（FDI）的渠道，形勢的發展，都對香港深化金融服務業有利。 由於中國的外滙儲備規模如今已超逾了3萬億美元，但結滙體制令央行吸納流入的外滙而投放大量人民幣基礎貨幣，使龐大的流動性難以有效減少。上周，媒體報道，人民銀行考慮成立基金，把龐大的外滙儲備投資分散。 另一方面，有關當局亦擬向中國國家財富主權基金─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注資2000億美元，積極把外滙儲備投資布局多元化，以降低美元波動對國家財富帶來的損失風險，在在反映了中國深化金融改革和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部署。 港股直通車條件成熟 四月中旬於海南召開的博鰲論壇，人民銀行前行長、社保基金理事長戴相龍表示，香港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作為離岸中心的最佳選擇，並且公開支持實施「港股直通車」。 所謂港股直通車，或稱港股自由行，是指中國政府開放內地個人直接對外證券投資業務試點，居民個人可在試點地區通過相關渠道，以自有外滙或人民幣購滙直接對外證券投資，而境外目標地暫定為香港。 事實上，中國國家外滙管理局於2007年8月宣布《開展境內個人直接投資境外證券市場試點方案》，開放中國散戶資金自由行投資香港股票，但同年11月中央政府卻宣布暫緩實行方案，顯然是當時落實方案的條件不足。 如今的發展情況與當時逈異，實施「港股直通車」的條件已不斷成熟。可以說，從最近內地的種種政策醞釀的情況看，香港的金融和服務業有更多的機遇，形勢的發展實在值得留意，而有關的行業亦應把握當中的機遇，不可輕易放過。 註一：李家濤，〈香港應把握良機優化增長結構〉，刊《信報財經新聞》，2011年2月22 日 註二：David L. Weimer(ed),Institutional Design,Kluwer Academic Publihsers,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1995,Chapter 5 註三：竹中平藏著，林光江譯，《解讀日本經濟與改革》，新華出版社，2010年，頁四十四 作者為香港科大商學院副院長及管理學講座教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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